中国古代学者均视孔子为儒学家、礼学家，孔学为儒学、礼学。近现代学者借鉴西方学术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学科体系，但没有儒学、礼学的学科，遂视孔子为哲学家，孔学为哲学，并将孔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肢解，以分别纳入哲学的理论体系。但我一直觉得，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之学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学和孔子之学，虽然文献浩繁，内容庞杂②，几乎涉及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就连孔子的亲授弟子乃至春秋末期、汉朝初期的伟大学者们，都经常发懵③，但其理论内涵和理论体系，似乎都更加接近国家治理的政治学④一路，而与后世分科的许多邻近学科的关系并不太密切。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和孔学，都是国家治理的政治学或曰政治哲学，都是后世政教文史哲等许多学科的理论渊薮，却并不属于后世的任何一个学科。总之，国家治理之学才是根本，政教文史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只是树枝而已。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困扰中国学术界一百多年的国学定义问题。自从梁启超先生重提国学以来，中国学者给国学下了“国粹说”“国故说”“中国之学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说”等许多定义，都给国学划了一个宽泛无边的外延，使国学成为与“西学”相对而言的概念，与西方的所谓“中国学”“汉学”含义一致，而国学的理论内涵和理论体系却无人论及⑤。其实孔子早就清晰地界定了国学的外延，科学地论述了国学的理论内涵和理论体系，今之学者完全不必重复劳动。本文在论述了孔学是什么学之后，会顺便解决国学究竟是什么学的理论问题。

孔子终身学习、研究、传授六代之学、六艺之学⑥。孔学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学问，而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六代之学、六艺之学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只要论证了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本质属性，论证了孔学理论体系的本质属性，孔学本质上是什么学、国学是什么学的问题，就全都能迎刃而解了。

一、六代之学本质是政治学

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发生学常识，六代之学主要特点是：

其一，六代之学的创造者只可能是酋长贵族们。在“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只可能选取那些最勇敢、最聪明、最公正、最高尚的人做领袖，而不可能选取平庸之辈，否则一旦决策失误将殃及整个氏族部落⑦。而在“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只有那些最勇敢、最聪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夺取天下而称王⑧ 做侯。因此，酋长贵族们都是六代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一般部落成员、平民百姓，一者没有这么高的智力水平，不可能创造出什么真正的道德学问;二者常为衣食所困，也很难创造出道德学问;三者他们也不关心部落国家天下如何治理，只关心自己的生计，即使偶有所得，也不可能传承下来。孔子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⑨，并没有丝毫贬低六代平民道德⑩的意思，只是说出了事实真相而已。所以，六代之学的主要创造者，周代君子均归之于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11}这些圣贤，并不是没有道理。

其二，六代酋长贵族们最要紧的任务自然是治理部落国家天下{12}，即解决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而不可能关注那些抽象玄乎的哲学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果治理得法，大家都好过;治理不得法，苍生固然要遭灭顶之灾，贵族亦恐性命难保，最終还有灭种灭族之虞。因此如何治理部落国家天下，自然也就成了六代酋长贵族们经常讨论的问题。讨论处理这些问题的口传史、成文史、习惯礼法、成文礼法，传诸后世，就是后人经常学习的经典，这些经典虽与现代学科中的许多学科相关，但其本质属性，却只可能是政治哲学即治理之学。

其三，人类早期无不实行政教一体的治理方式，其思想文化无不政教杂糅。但中国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与古埃及和古代欧洲颇为不同：从传世文献来看，尧舜时代鬼神地位就不高，尧舜常说“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秦誓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天是至上神，天心既不可知，民心就是天心，按照民意行事，让百姓富足，天下安宁，这就是天意。孔子常说“夏人野，殷人鬼，周人文”{13}，结合殷商卜辞，可知六代只有商代鬼神地位最高{14}。但殷商统治者依仗鬼神，藐视苍生，以致被蕞尔小国周所灭。周人本是西北羌戎，西北羌戎原本就不太看重鬼神，加上周人吸取了商人灭亡的教训，所以周朝整体上更加重视苍生。总之六代先人的宗教信仰不太坚定，宗教感情不太强烈，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还在神神叨叨时，中国早在战国时代中晚期就已基本完成了世俗化进程{15}。所以六代之学的宗教学底色并不明显，最重要最基本的底色还是国家治理的政治之学。

其四，就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而论，六代时期还是圣贤们创造具体的思想文化，以解决具体问题的时期;战国时代中晚期才进入将六代之学进一步抽象化为智慧之学即哲学的时期。也就是说，包括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在内，均处在先哲学时代，战国中晚期才开始进入哲学时代，因此六代之学主要还是政治之学或政治哲学，而不可能是哲学{16}。

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具象而抽象，由个别到一般，这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创造学问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六代还是特别关注具体问题、眼前问题、政治问题的时代。孔子终身学习研究传授的六代之学，就是具体的学问、眼前的学问、政治的学问，是对治理国家天下实际管用的学问。周天王举办国学，诸侯主办乡学，孔子设帐授徒，就是要传授这样的学问，培养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六代君子只可能对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感兴趣，不可能对抽象玄乎的智慧之学感兴趣。将六代具体实用的学问进一步抽象化，使之具有普适性，成为智慧之学，是战国中晚期之后的事情。

随手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近代以来的哲学史家大都认为，中国的人性哲学理论始于孟子荀子，因为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汉代至今又出现了所谓“性三品”等许多理论，这些都是正儿八经的哲学伦理学。然而，哲学史家的这个判断，与孟子弟子公都子的论述不合，与战国历史事实不合{17}。中国人性哲学真正的创始者是孔子，而不是孟子荀子，孟荀等战国中晚期的思想家只是将孔子的人性思想进一步抽象化而已，汉代至今无数人性哲学理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人性学说{18}。这个案例说明，六代之学，孔子之学，更加关注现实政治，先人只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而不会去关注抽象玄乎的智慧之学。

第二个例子，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遍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最为要紧的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六家，前五家都是春秋末期战国早期的学问，所以都很具体实用。只有假托春秋时代的老子，实际上形成于战国末期的道家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9}，博采诸子之长，形成自己的学问，并将学问进一步抽象化，才因而更加接近现代学科中的哲学一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大多认为，《老子》是正儿八经的哲学著作，这与司马谈的见解暗合，与中国哲学发生史的规律暗合。

公都子和司马谈的见解，与六代尚为先哲学时代、战国时代中晚期才开始进入哲学时代的历史发展规律暗合。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将非常具体的学问进一步抽象化，使之成为哲学，只是战国中晚期才开始出现的新情况。六代尚处在前哲学时代，六代之学与孔子在继承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基础上创造的孔学，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底色，是政治学而不可能是哲学。

二、六艺之学本质是政治学

六代史最早只能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成文史很少。夏朝以前可能有极其少量的陶器文字记录。夏朝虽已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但青铜极其难得，文献应该也很少{20}。商代文字虽然成熟，却仍然受限于记录材料{21}，难以大量记录文献，更不方便传播。加上商人重鬼神轻苍生，文献大多深埋于地下，对思想文化传播不利。西周末期春秋早期，西亚人工炼铁技术传入中国，中国先人很快发明了炼钢术和锻造术，并很快将钢铁广泛应用于农耕、战争、手工业和思想文化的传播。先人用廉价锋利坚韧的钢铁工具大量制造“方策”备用，用木板发布官方文告，用简牍大量记录六代文献{22}，所以早先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六代史，得以大量记录为成文史。西周末期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开始有条件对六代之学做总结。他们把六代那些零零碎碎的思想文化资料，先总结为诗书礼乐四门课程，春秋晚期增加易春秋为六门课程{23}，谓之“六艺”，后世称“六经”，使之成为西周末期春秋君子读书做官乃至终生的必修课、必读书。

周汉两代许多传世文献都说，尧舜大禹时代即有卿大夫的家学、诸侯的乡学和天王的国学，这违反了文化教育事业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可信。办学总得要有文献，有课程，有教材，有老师，有学生，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要有一定的基础。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六代口传史被大量记录为成文史，六艺开始逐步被总结出来，这才有办学的基本条件，家学、乡学、国学才有可能办起来。贵族子弟在家学里主要是认字，六艺文献很可能就做字书用{24};乡学主要诵读六艺{25}，结合六艺讨论历史和时政{26};国学低年级学习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即所谓小学，高年级讲授六艺义理，类似如今大学高年级和硕士博士的理论课程。学生在读乡学时，六艺的文献就基本上都会背诵了，也会行礼、演奏音乐作品、射箭、驾马车{27}。后来部分优秀学生考上了国学，国学的老师不可能不对六艺做理论总结。虽因文献不足，我们并不清楚当时国学的老师们是如何总结六艺理论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春秋》及其三传，通过《国语》《论语》《礼记》《大戴礼记》残卷等文献所记录的春秋君子们的谈话得以推知，春秋君子的国学老师们都在做六艺理论的总结工作。

乡学培养大臣和家臣，国学培养王臣和大臣，他们都要培养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而不是要培养哲学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当时的国学类似今日的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乡学类似如今的省委党校和行政学院。貴族子弟在读家学、乡学、国学时，天天都要结合历史和现实，阅读记诵讨论六艺;做官之后处理任何问题，评价任何人物事情，也都需要从六艺中寻找理论根据，引经据典，即所谓“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28}。所以在春秋文献中，所有的贵族和尚未做官正在读书的贵族子弟，全都言必称六代圣贤和六艺经典。

到了春秋时代末期，周天子土地太小，人口太少，甚至经常连安葬天王和王后的钱都没有{29}。经济上贫困不堪，政治上也已完全失去了华夏共主的地位，诸侯们连“奉天子以令诸侯”的假把戏都干脆懒得演了。在这种情况下，天王继续举办国学，经济上承受不起，政治上也毫无必要，所以国学应该停办了。华夏大国的乡学则应继续主办，因为大国总要培养大臣和家臣，诸侯的财力也比天王大许多{30}，但他们没有高水平的师资，而且可能还有诸侯不能僭越礼制的礼法障碍，不能举办国学。于是孔子在鲁国“三桓”、齐国高昭子的支持下，举办私立国学，为天下培养政治家。他教学生连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都全部免了{31}，直接传授六艺理论。孔子也认为，六艺是君子必须努力学习的学问。他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32}可见六艺之学就是春秋君子做官的学问、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君子必须学好六艺方可做官并胜任官职。孔子弟子“先进于礼乐”，只要愿意，都可做官。世袭贵族如未“先进于礼乐”就已嗣位为官，那也必须“后进于礼乐”，即边工作边学习。当时如果哪位君子不懂六艺，那是极其丢人现眼的。例如鲁国公卿孟僖子在做鲁昭公“相”，陪同国君出访楚国时，因为不懂六艺，出尽了洋相，故痛心疾首，去世时留下遗嘱，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容，都跟着孔子学习六艺{33}。不懂六艺居然做官，丢人现眼，被人鄙视，这样的例子，《左传》里还有一些{34}。

古人虽然把六代的思想文化總结为六门课程，总算给六代之学理了个头绪，但六艺本身也很复杂，古代绝大多数学者仍然经常发懵。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的这个感受，孔子弟子就有。孔子七十余授业弟子中，真正的“入室”弟子很少，只有颜回、子贡、曾参、子游、子夏、子张、宰我七位。这说明孔子弟子学习六艺，大多没有真正学懂学通。弟子们乡学毕业，又跟着孔子学习六艺三年{35}，大多只能“升堂”而不能“入室”，说明司马谈所言属实。

近百年学者经常讨论国学定义，有“国粹说”“国故说”“中国之学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说”等许多理论，只有马一浮先生的“六艺即国学说”接近正确。国学一指周天王和后世孔子等人主办的大学，二指大学里学习研究的学问，两个含义之间必有内在联系。周朝官办大学以六艺为国学课程，孔子所办私立大学也以六艺为国学课程。孔子长期自学终身传授六艺，深感六艺之庞杂难记，于是融会贯通，总结出了“仁学”和“礼学”两大理论，并以这两大理论做主线，教育弟子六艺{36}。马先生提出“六艺即国学说”，但是六艺只是国学的外延，不是国学的理论内涵、理论体系。国学的老师们和孔子对六艺所作的理论总结，才是国学的理论内涵。因此国学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国学是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其理论体系是仁学和礼学。”下文我将证明，孔子总结的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即“仁学”“礼学”都是政治学，因此也可以说：“国学本质是六代的政治学，其主要理论是仁学和礼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当今学者不能确定国学的理论内涵，恐有遗漏，遂任意扩大其外延，“国学”就成了大杂烩。

三、孔学本质是政治学

上文已经提及，孔子继承发展六代之学、六艺之学，总结创造形成的孔学，虽然内容也非常庞杂，但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孔子自己早已做了理论总结。据《论语》记载，其“入室”弟子曾参、子贡、颜回都很清楚，孔子与他们讨论过这两大理论，弟子也很清楚老师的两大理论体系{37}。战国至今许多学者都曾努力分析归纳孔学的理论体系，但因为他们大都误读了文献，所以认为孔子的道德学问只有“仁学”一条主线，一种理论。前几年笔者已指出，孔子的道德学问有两条主线，两大理论体系，一谓之“仁”，也叫“道”“德”“道德”“忠恕”“圣”“善”等等;二谓之“礼”。这就是说，孔学有“仁学”和“礼学”两大理论体系。因此如今我们不必重新从零开始，就孔学的理论体系再来论证一番，只需要证明孔子的仁学和礼学都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孔学本质上是什么学问，国学是什么学问，就都迎刃而解了。

首先，孔子总结创造的“仁学”理论，本质上是六代的政治之学，是国家天下的治理之学，是六代君子的为人之学、为政之学。孔子把“仁”分为两个层级，最高层级是“圣道”“大道”，其特点是在“安人”之后进而“安民”{38}，即先安定贵族，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安定平民百姓，使之都能休养生息。如此则君子小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尽其责，国家大治，天下大治矣。第二个层级是“仁道”，其特点是仅仅“立人安人”，即让所有贵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各安本分，各尽其责，从而天下国家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都井然有序{39}。

周朝君子都相信，尧舜二圣“安人”而且“安民”，达到了“圣”这个最高层级。其实，原始社会没有君子小人之分，没有“人”“民”之别，尧舜自然而然帮助氏族部落的所有成员，而且尧舜时代人人都是尧舜。周朝君子的看法，无意之中受到后世阶级社会思想观念言说方式的影响。孔子认为，即使伟大的尧舜也不可能“安民”，能够“安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40}。孔子的这一看法也受到后世阶级社会的影响。所以孔子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仅仅设定为“立人安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是仅就“安人”即安定贵族而言。那么孔子的人生理想，他的“仁学”本质就是，让所有的贵族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社会秩序全都井然有序。贵族都像贵族了，都各安本分，各尽其责了，平民百姓的日子自然就会好过起来。这就是孔子基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谋略：通过“安人”即安定贵族来安定天下，治理国家，但是不把“安民”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

天下的贵族很多，怎么让贵族都各安本分，各尽其责呢？孔子认为，在所有的贵族里，天王和诸侯{41}为人做事能否公平公正，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天王诸侯都像尧舜那样不染指天下国家的利益，天下国家就肯定会治理好。即使尧舜之后“天下为家”了，他们无法做到完全不染指天下国家的利益，至少也要尽可能少取多予，像夏商周三代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那样，取之有度，符合礼义标准，那么天下也能秩序井然。

孔子总结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篇第九》）

孔子这番话把对天王诸侯的基本要求讲得很明白。周朝君子的政治学都首先要“正君”，“君”即天王和诸侯。他们认为，天王正，诸侯正，则贵族无所不正;贵族正，则平民百姓无所不正，天下无所不正。君子小人各安生业，各尽其责，则国家安宁，天下大治矣。“君正”不仅是六代仁学的核心，而且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中国历代学者都用“正”解释“政”，要求帝王诸侯乃至所有的君子都学习尧舜，尽可能不要染指天下人的利益，即使染指也要符合礼义准则，认为只有这样，天下国家才能大治，贵族和平民的利益才能都得到根本的保障。这说明，孔子的仁学本质上就是政治学，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其次，周朝君子所谓的“礼学”或曰“礼乐之学”，乃至孔子的“礼学”，本质上也是政治学。“礼”之起源必定甚早，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五万多年以前，人类与动物揖别，刚刚开始埋葬死去的先人，创造灵魂观念，创造鬼神，创造人类自己的时代{42}。这就是说，“礼”从产生之日起，就与鬼神老天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鬼神老天，也就没有“礼”，没有“礼学”。关于“乐”之起源，中国现代学者大多持“劳动起源说”，这个理论需要存疑。周朝传承的“周乐”，包括虞夏商周春秋五代的音乐作品{43}，越往远古去，就越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越往春秋时代来，宗教鬼神色彩就越淡。这说明，“乐”的起源和主旨其实与“礼一样。周代君子总是“礼乐”并称，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在游牧文明、农业文明时代，年轻力壮者才可自主获取衣食，老人丧失劳动能力，其衣食所需必须依靠子孙。古人认为人有灵魂，肉身死后自然也有衣食之需，所以老人去世之后，这种需求会长期存在。中国人至今祭祀先人，祭祀用品主要都是衣食，道理就在这里。从文字学上讲，“礼”也当源自祭祀鬼神，源自饮食，所以“礼学”“礼乐之学”天生具有神学属性，而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神学属于哲学一路。概而言之，上古“礼学”本来主要研究如下几种关系：鬼神与生人的关系，天神与人类的关系，华夏与蛮夷的关系，人与民即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以及人即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等的关系。

但是由于上文已经言及的原因，中华民族很早就走上了去鬼神化的道路。西周末期春秋早期，中国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天下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先人的生活快速改善，自然觉得不再需要那样倚重鬼神，鬼神的地位自然会不断下降。到了春秋时代的中晚期，华夏各国事实上已经基本世俗化了。这样，“礼学”的神学色彩就逐渐褪色，而变成了“人学”，即主要是贵族的人际关系之学。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君子们研究礼学，主要研究两大关系：人民关系即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关系。古今中外治理国家，贵族始终是核心，故春秋君子论“礼”主要是讨论贵族内部的君臣父子问题，文献比比皆是。如《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昭公二十六年》，晏子曰：“礼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晏子所讲的君臣父子兄弟婆媳，均就贵族而言，与平民百姓无关，不是一般的伦理学，而是贵族的关系政治学。《礼记·曲礼上第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这就是说，礼是处理贵族之间人际关系的准绳，是君子的行为准则。孔子的礼学理论，与春秋高明君子无二。《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共两节，其第一节记载：“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然后言其丧算，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器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孔子论述礼的作用非常广泛，非礼则无法事天地众神，无法辨君臣上下，无法别父子兄弟，无法结两姓之好，无法治平民百姓。可见礼涉及到人神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兄弟关系、男女婚姻关系、贵族平民关系。但是礼的难点和重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调节贵族之间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礼之道，本质上是君子之道，贵族之道，政治之道。

贵族都要做官，在官场，官员相处之道，本质是政治之道。周朝君子喜欢把官员在官场的相处之道称为“人道”，与“民道”相对而言。官员之间关系非常复杂，有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师徒关系，姻亲关系，先进后进关系，有诸侯本家的卿大夫，也有庶姓卿大夫等等。孔子认为，贵族关系的核心和本质，其实只是政治关系。《哀公问第二十七》第二节说：“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44}从之矣。”这几个“正”字，不仅是正派、正确、正当的意思，也具文献的意思，政治的意思。

结语

上文已经论证，孔学是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创造性总结，本质上都是国家治理之学，其理论体系是“仁学”和“礼学”。仁学主要解决君子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公道治国的问题;礼学主要解决君子应该怎样活着，利益应该怎样分配的问题。以仁治国，依礼分配，则国家安宁，人民富足，贵族利益亦有保障。仁学和礼学虽然都与哲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学科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其本质上却都是国家治理之学。

在孔子之前，先人已经创造出了许多的学问，这些学问虽然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点，但亦有本质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有政治学的底色。所有的学问家都本着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的，在创造各种各样的学说。《易大传》，学者公认为是孔子所作。《大传》尝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谓“一致”，所谓“同归”，自然是指天下大定，国家大治，君臣父子，贵族平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生民休养生息，贵族各食世禄。这就是说，按照孔子的观点，上文所言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孔子之学，乃至后来的诸子百家，本质上全部都是治理国家天下的学问。

司马談《论六家之要旨》，承认《易大传》所论极是，并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谓“务为治”，指六家之要旨，均在于天下国家的治理;所谓“从言之异路”，是说六家的具体政治思想、治国平天下的路径乃至政治主张的论述方式不尽相同罢了。司马谈所论，是对孔子“一致”“同归”说的精彩解释，是对六代之学、六艺之学、孔子之学的政治学本质的精炼概括，甚至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