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先生云：儒学在中国“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通过三个时期的三种学术形态，即通过汉代公羊学、隋唐河汾学与宋明性理学，培育出以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起到了安顿中国人心灵、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国社会、维护国家秩序、转化残暴政权、提升中国政治的作用。这就是儒学在中国历史中的“大用”。

如此评价儒学，是有其依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儒学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义理基础，固然是文明的自发选择，但同时亦是通过儒家知识分子和专制统治者结盟的方式实现的。从董仲舒起儒学从“在野”升为“在朝”，两千年来儒学也越来越紧地和专制捆绑在了一起。当然，自由人权思想及代议民主制度产生于近代，具有其历史性，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专制政体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权力方式，是与古人的思想观念、经济文化生活及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故对专制政体不能简单否定。但现代人站在今日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对专制政体中愚昧、野蛮、残酷之处进行理性批判，更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回顾历史，我们应当反思这么一个问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既然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义理基础，但儒家的理想世界为什么却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这是儒学本身的问题？还是儒学和专制捆绑的恶果？

历史上，中华文明一直存在如下三个严重的专制顽症:其一，缺乏约束的专制权力，以及相伴而生的残酷权力争夺和倾轧；其二，难以控制的官僚阶层腐化，以及相伴而生的财富集中和社会不公;其三，前两种病症造成的民生凋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期性动荡。对这三个顽症以及由此造成的传统社会种种病态，儒学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寻找疗救之道，他们以天人感应、仁政思想、史官传统、谏官制度、士大夫清议等约束专制权力;以科举制度和监督制度、强化道德约束等制约官僚集团；对低层民众更充满了深切同情，写下了无数催人泪下的诗文。这些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效果，甚至已经发挥到历史条件所允许的极限，但总体而言，仍无法根除这些专制病灶。在漫长历史中，一面是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诵经声，另一面是为争夺最高权力的频繁的臣轼君，子杀父，兄弟相残甚至大规模战争；一面是“天道”、“良知”的道德说教，另一面是科举出身官员的普遍腐化和堕落；一面是“哀民生之多艰”、“苛政猛于虎”的凄厉呼喊，另一面是低层民众的深重苦难与不幸。按照儒学自身的标准，儒学“在朝”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其中一大半可称为 “礼崩乐坏”，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甚至属于“率兽食人”。儒学赞赏的“圣君”、“循吏”、“盛世”，在漫长历史中可谓寥若晨星。而“尧舜之治”，连一天也没有实现过。

当然，历史上的种种苦难和不幸是不应当归咎于儒学的。儒学对专制，确实有限制、转化、提升的一面，儒学的小共同体本位和道德力量更构成了对专制的一种对峙。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儒学制约专制的努力，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寄希望与专制捆绑以求大同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在我看来，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民权约束官僚，以民生造福百姓，似更易于疗治中国历史之专制病灶。民主民权等观念虽具有现代性因素，但亦有普世价值，其相对于专制，无疑是更接近于儒学“大同世界”之理想的。

反思儒学

如前文所述，孔子时的儒学可称为“在野儒学”，董仲舒后的儒学可称为“在朝儒学”。儒学在朝，虽大大裨益于儒学教化世道人心，但儒学也因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其一，儒学逐渐丧失独立地位，沦为统治者的附庸，特别是唐宋以后，至明开始，随专制权力加强，儒家知识分子政治地位日益下降，清时更甚。有论者指出，理学的兴起就具有由“济世安邦”转向注重“教化于民”的意义，实质上也是这一政治现实的折射。

其二，儒学日渐成为封闭和保守的思想体系。其象征即为八股取士时四书五经已沦为步入仕途之“敲门砖”。

其三，儒学知识分子出现道德堕落或迂腐清谈的普遍趋向。《儒林外史》虽属讽刺小说，不无夸大其辞之处，但其中反映的风俗之浇薄、儒林之下流亦不无现实生活之根据。

在某种意义上，“在朝儒学”之病症，实乃儒学与专制捆绑的恶果，可谓专制污染了儒学。那么，儒学为何由“大同世界”的真诚追求始，到沦为专制的附庸终？由“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始，到思想体系的封闭和保守终？由“天生予德”的道德力量始，到儒者普遍的道德滑坡和言不由衷终？进一步而言，两千余年“在朝儒学”历程是否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儒学自身是否也存在某些内在问题和缺陷？面对21世纪，儒学是否需要深刻反思和认真重构？以上问题确实是需要儒学知识分子们思考的。在我看来，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困境，既是由外部环境的变迁造成的，更是儒学内在缺陷和发展历程中偏差之后果。不正视和解答前文所述的问题，儒学恐怕很难克服百余年来国人对儒学的“信任危机”。

回到起点

今日儒学面临之世界，与孔子时儒学面临之世界，是有其相通之处的。可以说，它们同样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面对“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时代，同样面对百家争鸣的竞争和挑战，同样面对发展儒学直面时代之使命。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却并不抱残守缺，而是从当时之现实的人出发，提出“仁”的观念，最终以仁挽救礼、支撑礼并进而取代了礼，完成了儒学从礼到仁的递进和演变，为儒学找到了两千年安身立命之根本。夸大地说，孔子进行了一场儒学的自身革命；幽默地说，孔子完成了儒学为直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变”。可见，孔子时代儒学面临的“绝境”，反而成为了其凤凰涅磬、浴火重生的良机。

今日儒学是否能够复兴，取决于儒学知识分子能否如孔子一样，表现出席不暇暖而栖栖遑遑周游天下的担当精神，表现出“有所受也”、“大德必受命”的信念和道义力量，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出审时度势、革鼎变新、“圣之时也”的变革精神。纵观各国信仰，基督教经历了深刻的宗教改革运动，方能更好地与现代文明融合，维持了其西人精神世界支柱之地位;而伊斯兰教由于内外条件之缺失，未进行类似之宗教改革，则至今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多有龃龉，可谓遗祸不浅。在此种意义上，重回“在野儒学”之起点，更有益于儒学反思自身，找回原初的生命力和道义力量，完成鼎革，从新的起点走向复兴。

关于儒学复兴的一些思考

如本文前言所述，我对儒学知之甚浅，却深以为为儒学复兴建言，应是国人之责任。故再进一步谈谈对儒学复兴之具体问题的浅见，权当怡笑大方：

其一，在现在及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可以在道德礼仪方面，与儒学相提并论。但现代社会，儒学却无法只谈道德不谈制度，亦不能以道德为出发点来谈制度，这是为历史教训所证明的。读蒋庆先生《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后，深感今日儒者言及制度构建仍不免苍白乏力。但今日之中国，虽道德问题也是真问题，但只谈道德却是解决不了任何真问题的。

其二，孔子论仁之发端，为恻隐之心，那么以“不忍”、“不安”的悲悯情怀，加之以道德良知思想，能否生长出东方式的人道主义，以弥补中国传统中“只见权力，不见人道”之缺憾。而以孟子的民本主张，辅之以“为生民请命”之使命感，能否生长出东方式的民权主张，以克服中国传统中“只见皇帝，不见民众”之弊端。

记起读《论语》时，就如面对舒心善诱的导师，每每感到异常亲切和温暖，这应是中国人读儒家经典所独有的体验吧！可见儒学和国人之血脉联系，虽历经涤荡，却始终难以割舍，这也许是权力甚至历史均无法改变的巨大宿命。而儒学如能在21世纪复兴，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供合理的精神资源和急需的道德土壤，无疑既是儒学的幸事，更是中华文明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