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焕章

目前学界关于陈焕章本人生平事迹的简介和研究成果较少，包括郑则民先生所写《陈焕章传》，另外一个重要的参考材料就是《高要县志》的记载。总体来看，陈焕章是新旧交替时代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他的思想亦新亦旧、亦中亦西。陈氏早年就读于万木草堂，与梁启超同学;1904年，23岁的陈焕章于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获恩科“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殊荣;1907年，26岁的陈焕章被选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留学，1911年30岁的陈焕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次年即学成归国;1923年42岁的陈焕章任北京孔教大学校长;1930年在香港创立孔教学院，任院长;1933年去世，享年52岁。陈焕章的一生是颇为顺利的，同时具有中外双重最高学位，在当时十分罕见。并且，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熏陶陈焕章本人的文化基础深厚，他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范式和道德诉求，都有自己的理解。

海外的求学背景使得陈焕章坚信社会需要改革，但改革并非否定过去的一切，改革要有原则，这就是孔子的原则。陈焕章一直力求从孔学中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撑，解决时代和现实中的矛盾，改造传统儒学;同时他又尝试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下阐释我们的传统儒学，迫切的希望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儒学能绽放新的生命力，从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据此，《孔门理财学》应运而生。

二、《孔门理财学》的主要内容

《孔门理财学》是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的博士毕业论文，该文完全采用了西方经济学的著书模式。第一部分通论在综述孔教思想和源流的基础上，泛论中国的“理财学”与各科学的关系，阐述相关的一般性的经济学原理;第二、三部分分别讨论消费和生产;第四部分财政主要论及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第五部分即结论。

甲部为《通论》，该部分以陈焕章对孔子的评价作为开篇：“作为其民族的先师，孔夫子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如果我们要衡量一位历史人物的伟大程度，我们惟一能应用的标准是：某位历史人物有效影响力的范围、持久性与力度。依此标准，孔子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们历经两千多年的岁月，时至今日约三分之一人类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生活仍然完全在其精神感化之下。”陈焕章在第一篇“孔子历史”中全方位阐述了孔子的伟大，并将其总结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与音乐家;然其中最为重要者，为孔子是孔教——这一伟大宗教的创始人。”目前来看，将孔子的思想提升到宗教高度可能并不合理，但是陈焕章还是将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崇拜进行了颇具心意的解释：“中国人崇拜孔子，非源于任何迷信的观念，而是以哲学范畴为依据——‘至诚如神’与‘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也成为孔教信仰的一个鲜明的注脚。

乙部为《消费》，该部分陈焕章提出了“人欲”这一概念，并从伦理和理财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释，提出“孔子之真实思想并非人应禁欲，而是人之欲望越少越好”，这就是《礼记》中所说的“欲不可从”“乐不可极”。进而言之，陈焕章认为，“礼”其实就是孔子为控制人之欲望而提出的道德准则，礼的作用就满足欲望的同时而控制人的欲望。关于个人消费，孔子认为，一个人不管贫或者是富都能从消费中找到个人的快乐，因为在孔子看来物质财富的快乐只是次要的，“礼”所带给我们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把个人消费和礼的思想联系在了一起。孔子的中庸之道也体现在消费思想中，穷奢极欲与吝啬都是孔子鄙夷的。陈焕章认为，“当为了个人利益花钱时，他应该节俭;而当为社会利益而支出时，他应该慷慨。”并且，在节俭与奢侈之间做选择时，“礼，与其奢也，宁俭。”

丙部为《生产》，该章的理论和逻辑出发点源于《大学》中的内容：“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未也。”从中提取出生产的三大要素——人、土地和资本。毫无疑问，人在生产中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在本章中陈焕章用了大量篇幅讨论了人口的重要性，以及人口法则和迁移等问题，而且，在本章中陈焕章还提到了中国人口存在的特殊问题，比如孝悌的影响，一夫多妻制等等。这其中很多研究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开创性。陈焕章提到的第二大要素就是土地，詳细阐发了儒家对土地“数量有限”“质地多样”等问题的看法。最后一大要素就是资本了，首先是字义的阐释。

区别“本”“资”“财”“货”的含义，认为汉语中的“财”在某种程度上等于于西方话语中的“资本”。财富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消费品，财产的增加一靠开辟财源，二靠节约开支。丁部为《财政》，在孔子体系，陈焕章认为合理的财政就是什一税。同时，他认为民众是税收的直接来源，所以，“增加税收之途径在使民众富足”。孔子及其门人的一贯主张，自然是轻徭薄赋。但是陈焕章认为，财政来源于政府，二者不可分割，因而提出政府组织形式的重要性：“政府形式是财政制度发展的根本障碍，只要政府形式是君主制，那么，君主对公库享有最大的权利，因此，中国人从来不重视增加公共收入，而只是在将来建立了真正的立宪政体，财政制度才将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最后戊部即《结论》，首先陈焕章从道德、宗教、教育、社会阶层、政治、理财六个方面详细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不重视理财活动的原因。他对政府的高度集权和干预持否定态度，进而流露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假如政府真正采用自由放任政策，对民众不干扰，那么，其结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将会更好……假如中国允许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存在，那么，中国早就度过了资本主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