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原益轩（1630—1714）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曾用通俗语言写了《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家道训》《养生训》《文武训》等，向日本民众灌输儒家的道德观念，从伦理思想方面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在84岁高龄之际，益轩完成《大疑录》，对朱子的理气二元论提出质疑，主张“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可分为二物，且无先后，无离合”[1]173，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益轩曾歌颂自己生活的时代是太平盛世：“如生于乱世，则耽于忧愁，终了其生，何其不幸。现如今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生于此太平盛世，何其幸运。”[2]的确，益轩生活的时代刚好贯穿江户时代的初期和中期，是德川幕府统治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鲜有发生，商品经济逐渐发达，文化艺术繁荣。益轩的经济伦理思想即建立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反映了安定期的社会特征。

一、论义利统一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之关系的争论。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意为看到有利可获时，首先要想到是否符合道义，如果是正当合理的“利”，就可以接受。孟子也非常推崇“义”，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也” （《孟子·梁惠王上》）， “大人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把“义”推向了极致，认为“义”是行事的最高准则。如同其他儒学家一样，益轩对千百年来屡屡提及的义利之辩也有自己的见解：

天之生人也，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虽君子亦不可无饮食衣服宫室之养妻孥臣仆之俸。此非利以养其体而何也。故利者民之所以遂生养，而不可无者也。易曰：利者义之和也。是言从义则自有利也，非义外有利也。今之学者，往往谓利者非君子所欲，是则好名夸高者之言，非君子之真情，惟伪尔。

益轩直言身体需要以“利”养之，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与“利”有关，可见，益轩所谓的利不仅仅指“利益、功利”，也指广义上的物质。从“利者民之所以遂生养，而不可无者也”可以看出，益轩十分肯定“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每个人都需要“利”。益轩在《大疑录》中写道：“窃谓人身气聚则生焉，气散则死焉。性者人所受天之生理也，理者气之理也，非有二也。苟身死，则生之理亦何处在耶？盖人身以气为本，理即气之理，故生则此理在矣，死则此理亦亡矣，故无身死而性存之理。有此身则有此性，无此身则此性亦随而亡。”[1]153朱子主张身有死生而性无死生，益轩则反之主张身死则性也随之而亡。益轩认为气是人身的本源，人身又是人性存在的基础，所以人身既死，人性亦亡，没有脱离人身而存在的人性。同样，如果没有外在物质的保障，则身体的存续受到威胁，那么“义”便无从谈起。“谓利者非君子所欲，是则好名夸高者之言”，如果完全抛开“利”，只谈“义”，在益轩的眼中就是虚伪，并非君子的本意。

益轩又说：“盖如士之禄仕，农之耕稼，工之制器，商之交易，亦养体之计，是利而已矣。苟不为贪污之行，岂可为非义乎。”[3]245益轩分析了于士农工商各个阶层而言，具体的“利”从何而来。武士侍奉主君，领取俸禄获利;农民耕种庄稼获利;工人制造器物获利;商人从事贸易获利。各个阶层的人民凭借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养活自己，所获得的正当利益都是无可厚非的。益轩十分肯定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但同时告诫人们不能唯利是图，他说：

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程子之言判断明白，可以为依据也。……夫利者百物之所生，众人之所同好也。宜公之而不宜私之。苟欲私而专之，则其害多矣。天下之人欲同得之，何可专也。专之者所以利之为害也，公之者所以义之为利也。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此天下国家之所以离叛而乱也。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君子并非不求利，但只把利益放在心上就有害了。如果只想着仁义而不逐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利，义之和也”，“从义则自有利”，在施仁义的过程中，自身定会从中受益。利为天下人所需之物，且为天下人所好之物，但如果将天下人都喜爱的东西全部据为己有，则势必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反受其害。孔子所说的“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这个意思。个人行事倘若全以自身利益为考量，必然会损害他人的利益，扰乱社会秩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大至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都因利益冲突而起。为避免争斗，就需要道德伦理的约束，益轩称之为“宜公之而不宜私之”。意即在经济活动中，首先应考虑整体的利益，再考虑个人的利益，以调和两者为宗旨，人人各得其利。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更是要遵循“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准则，不以物质财富为出发点，而以道义为根本着眼点。益轩在承认利为“众人之所同好”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去私去专”“宜公之”的伦理命题，即将个人利益统一于公共利益之中，以整体利益为重，兼顾个人利益。

二、论散财

益轩赞叹天地运行之妙，“天道流行运而不息者何以见之？日月之往来，四时之推移，雨露之施滋，川流而不竭，草木之发生畅茂，是皆可以见天地之化，静观则万物皆有生意，畴知其妙哉，知之者乃知道也”[4]。益轩从自然界寻求社会伦理的规范，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转也符合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他说：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矣。……且阴阳二气之聚也，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凝而滞则为戾气噎霾。其在于人物亦然。人身气血和顺而不塞，饮食消化而不滞，则气血自盛，精神日旺，何疾病之有？如气血凝滞而不通畅，饮食郁塞而不消化，是所以能为病也。若夫河水否塞则能坏堤防，地气伏迫则能为震裂。世间万物久聚必散，皆自然之理也。

天地运行，万物化生，循环不止，生生不息。大气运行凝滞则出现异常天气;人体气血堵塞引发疾病;河流淤堵冲坏堤坝;地气积压引起地震。益轩通过观察气象、水文、地质以及人的生命活动的规律，得出“世间万物久聚必散”的结论。虽然以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益轩的论证不具备严密的逻辑，语言表述也缺乏科学性，但作为距今三百年前的学者，益轩的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益轩接着说道：

人之于货财岂独不然哉。夫金谷宝货聚敛而不散施，则其畜积者或歘然至于亡失，或遽变而至灾祸者往往有之。老子所谓多藏必厚亡者此之谓也。若积而能散之，则往者已去来者新继，生殖无穷而其财亦不竭，是复自然之理也。……唯知聚财之为利，而不知聚财之反能为害耶。夫物极必变，是以其财聚极而凝滞否塞，则与天地之化不相似。变而能为祸，是必然之理，而不可疑也。

益轩以自然之理推及经济活动的流通之理，认为财富聚集过多而不散施必然招致灾祸。

益轩说“积而能散之，则往者已去来者新继，生殖无穷而其财亦不竭”，以现代市场经济的术语来解释就是金钱的价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得到体现。当然，受时代的限制，益轩不可能准确地揭示出市场运行的规律，他的散财论主要是从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对统治者和富人提出建言，主张有余财而不施散有悖天意，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博施救众。如此一来，利可均布，民可家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论勤劳俭约

勤俭节约是千百年来人们所倡导的传统美德。“慎之劳，则富”（《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意为人们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创造财富;“业广惟勤”（《尚书·周官》），完成伟大的功业，在于辛勤不懈地工作。孔子主张贤君应当“恭俭而好礼”;荀子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益轩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勤劳与俭约：

古人曰，心如天运谓之勤，心如地宁谓之慎。天匪勤则不能广运，地匪慎则不能久持。笃信窃谓，君子日用可行之道，在勤与慎而已。非勤则人道不行焉，此法天也，非慎则人道不立焉，此法地也，此故勤慎二者，所以人之法天地，而人道之立而行也。

天道永远处于周而不息运转生化过程中，君子处世也应效法天道，奋发图强，此为“勤”;大地厚实和顺、包容万象，君子也应如大地一样厚德载物，此为“慎”。益轩还特别强调勤劳对人的身心健康均有益处：

勤有三益，其一养德，其二养神，其三养财。粗茶淡饭勤于劳作可使气血通畅，亦可调养脾胃达到养生的目的，再者通过劳动可以磨砺心智，有助于尽忠行孝，研习学问技艺。

心为身之主，应使之安宁;身为心之臣，应使之运转劳动。心安静则无烦忧，身劳作则饮食畅气血通无疾病。[6]481

养生之术在于不要一味安闲无事，须心静而身动，身闲反而元气堵塞生病，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6]488

益轩将勤劳的功用上升至养生与道德层面，认为勤劳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也有益于保持气血畅通、调养脾胃。更可贵的是，勤劳可以激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磨砺人的心智，从而促使人们更好地研习学问，精进技艺。勤劳与节俭相辅相成，在提倡勤劳的同时，益轩也非常重视节俭，他在《初学知要》中特设“俭约”条目，他说：

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朱子曰：凡人须要检束，令入规矩准绳，便有所据守，方少过失。易节象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程傅曰：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程子曰：人情纵放肆，则日就旷荡，自俭束，则日就规矩。管子曰：人惰而侈则贫，力而俭则富。司马温公训俭文曰：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益轩列举了孔子、朱子、程子、管子、司马光等古代圣贤的名言，力证俭约不仅是聚财之法，也是保身立命之道。节俭者必寡欲，“寡欲”是心理状态，表现在行动上就是“节俭”。君子如果少贪欲就不会被外物所奴役，可以走正道;普通人如果少贪欲就能约束自己，合理安排开支，使家庭富裕。反之，不行节俭，则可能招致祸患，败家丧生。益轩极力强调“俭约”是因为意识到盛世之下容易滋生享乐主义，他说：

众人之情，好奢靡，恶俭朴，是以世变之所趋。大抵自俭而奢，自简质而华饰，凡饮食衣服居室，以至器用之末莫不然。且太平日久则人情骄怠，而不知艰难。是以奢侈淫佚之风俗，日盛月昌，是人情时变之所致，而人欲之使然也。盖人欲无穷，财产有限，以有限财产而徇无穷人欲，苟不节之以制度则必伤财，财伤则用不足，其末必至于不顾礼仪，不知廉耻，贪利害民。……苟有志之士，当自俸俭薄，而矫励于时俗之昏迷，不可徒畏愚者之诽笑，而随时世之俗习，是得小过之义也。[7]403-404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商业的发达和物质的丰富引发了追求奢靡的不良社会风气。特别是在江户、京都、大阪等繁华都市，新贵富商阶层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益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以奢靡为荣、以节俭为耻的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然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有限的财富无法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欲壑难填之时势必引发不顾礼义廉耻、伤天害理的行为。因此，在世风崇尚奢华之时，有志之士不能随波逐流，不能畏惧愚者的讥笑，而应该厉行俭约，以身作则扭转社会的不良风气。

结语

综上所述，在义与利的关系方面，益轩承认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与“利”息息相关，各个阶层的人民在各自本职工作中所获得的正当利益都是是合“义”之利。同时，益轩认为利虽是“众人之所同好”，但不能唯利是图，应该将个人利益统一于公共利益之中，以整体利益为先，兼顾个人利益。在财富的分配方面，益轩以“世间万物久聚必散”的自然之理推及经济活动中的流通规律，主张财富聚集过多而不散施必然招致灾祸，人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财济贫。益轩还以“天地之道周流不息”之理劝导人们要勤劳，主张勤劳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也有利于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保持身心健康。益轩还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骄奢淫逸之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极力推崇俭约，倡导将余财用于行善济贫的有益之事。益轩所处的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因此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温和而保守的，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從内容上看，益轩的经济伦理思想多是承袭儒家学说，以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来规范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他的“义利统一”“散财”“勤劳”“俭约”等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